秦凤勇

忆往昔，峥嵘岁月，艰难困苦；看今朝，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79年春天，一位领航的老人在中国的大地上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从此新中国走进了新时代。
  四十年过去了，中华民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和谐幸福，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现仅以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见证新中国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巨大差别。
  吃。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面临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把农村、农民、土地作为重点的重点。从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据解放时间的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办到的变革。农民有了土地以后，生产劳动积极性极其高涨。他们披星戴月，精耕细作，粮食除上交国家任务外，全属于自己。
  从我记事起，晋城的饮食习惯是：
  早饭为不糊饭和煮疙瘩。
  午饭为圪条、三合面饸饹、小米干饭、小米或玉米圪糁、稠醋饭。农闲时，吃汤圪条、喝稀饭。
  晚饭为米淇、菜饭和糊糊。
  只有在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纯白面的拉面、饸饹、饺子、油馍、蒸馍等稍高档的饭。
  虽然生活水平不高，但能够吃饱肚子。
  然而，这样的日子稳定了几年后，就每况愈下了。1956年实行合作社以后，土地全部交公了，农民以挣工分维持生活。每人每年分粮食360斤（小孩酌减），而且是原粮加工成米面就不足300斤了。一部分家庭暴露了不够吃的现象。“够不够，三百六”的顺口溜延续了二十多年（直至1979年）。
  1958年合作社又升级为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了大灶吃饭，每顿饭要排队打饭，大饭量的只能吃八成肚。
  1959年至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粮食连续三年减产，晋城当时规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五两粮食，史称“五两”关。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灾害中，有的被饿浮肿，甚至一些人被饿死。为了填肚子，不仅把野菜吃光了，就连榆树皮和青杨树叶都吃光了，甚至无可奈何下把装在枕头里多年的油糠都吃光了，并把玉米叶用石灰水浸泡几天后捏成圪塔吃。
  1962年以后，全国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吃饭问题有所改善，城市由于定量供应，能够勉强吃饱，但也是精打细算，不敢大胆放开吃。大部分农村口粮还是不足。
  1962--1965年，我在晋城二中上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曾两个暑假留校，参加校办砖厂的劳动，不计任何报酬，只图个能吃八成肚的伙食。
  70年代初是晋城历史上又一个缺粮严重的年份。1970年春，刚刚播种结束，大部分农村就发生了粮荒。我家曾多次断顿，一次我的在大队粉坊上班的弟弟因为在家未吃上饭，饿的实在不行了，用马勺炒了点玉米，被同伴告发，扣了当天的工分。我过门不久的爱人被迫回了并不宽裕的娘家。父亲无奈向大队借了50斤玉米和50斤高粱。我用省吃俭用节约下的几十块钱向粮票贩子高价买了100斤粮票，又到粮站兑买了点米、面及杂粮面，才勉强熬到了秋天。
  那时，我曾以农村工作队员身份先后在高都、巴公、西上庄等公社下乡一年多，每天挨家该户吃派饭（每人每天付给管饭家户一斤粮票、三角钱）。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大部分时间只能喝稀饭维持生活。有的甚至常常断顿。小粉面是那个年代的主要食物，由于长期吃小粉，和我同时下乡的一位老同志得了胃病。
  八十年代，我先后在水东、铺头乡工作，目睹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粮食生产年年丰收，除按质按量交售国家任务外，家家又余粮。原来的不糊饭消失了，替代的是纯小米稠饭或馒头、油条加稀饭；圪条饭、米淇饭、煮疙瘩反而成了稀罕饭，替代它们的是白面、大米加烧菜；肉、蛋等副食品满足供应。
  如今，可以说到了人间天堂，每天吃饭是选着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禽、蛋、奶、鱼、虾等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为省事，在家里做饭少了，买现成的多了。在自己家吃的太俗了，一家人便隔三差五的吃馆子，甚至到酒店包席。有些还不远数十里到旅游景点吃风味……
  穿：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在前三十年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在直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时间里，人们的穿戴非常困难。往往一身衣服冬夏穿。冬天来了，外衣加个旧里面装上棉花。春天暖和了再把棉花和里面拆掉。直到褪色、破损、加布丁，甚至布丁摞布丁。
  我的初中三年是非常寒酸的三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初一的衣服初二再穿，由于身体长高了，衣、裤不够长了，只好在下边接一截。肩膀、袖子、膝盖、屁股破了，补了又补。三年级时，我的衣裤“退役”给弟弟，我穿的是当兵的哥哥穿褪了色并且很不得体的旧军装。
  那时结婚办事和走亲戚，借衣服是常有的事，我作为一名机关工作人员，1969年腊月结婚时，给爱人的嫁妆只有一身华达妮布料衣服、一块头巾、一双灯芯绒布鞋和一双尼龙袜（总价值不足50元）。她结婚当天穿的米黄色灯芯绒上衣和毛毕几裤是分别和机关两个条件稍好的女同志借的。我穿的上衣只有八成新了，裤子是父亲早一年前在村供销社买的减价蓝布棉裤，已不太合身了。农村人就更不用说了。
  1970年冬我到土河某村下乡，有一个家庭，全家五口人，只有两条棉裤。谁出门谁穿。我在老家的一位邻居大嫂，大年初一因穿着补丁摞补的衣服，怕人笑话，不敢出门……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涤确良，涤卡、涤棉、毛毕几等化纤布料（不要布票）上市后，才稍有缓解。但存在着商品供应不足，一些有钱人不好买，大部分农民因贫困穿不起。
  八十年代初，布匹供应全面放开，毛料、呢子等高档衣物大量上市。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人们在穿戴上也有所讲究了。中期以后，西装、裙子等款式开始流行。
  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用四化来概括，即：品种现代化，款式国际化，质量品牌化，色彩多样化。当你走上街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知名堂的服饰比比皆是，当你进入服装超市，华丽多彩的服饰，使你眼花缭乱。人们选购服装，不仅要质量、款式，更主要的是品牌。
  住。据有关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为4.5平方米；而七十年代降到了人均3.5平方。究其原因：主要为全国人口增长一倍以上，而建房微乎其微。
  我与新中国同龄，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代表。由于家里只有三间土改时分的平房，兄妹又多，幼年、少年时期，我只好陪着父亲在生产队的牲畜饲养处住宿。1969年底我结婚时，在机关向领导请示借住一间公房办婚礼。直到第二年春天，在全家人的努力下，用土胚在狭小院子的东侧盖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房。
  改革开放以后，在解决温饱以后，农民纷纷追求住的享受了。从我八十年代从事乡镇工作到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初从事爱国卫生工作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后从事过文明卫生村的建设、小康村的建设、现代化新型农村的建设。泽州县委、县政府对住房问题都有总的目标规划。并积极推广东四义、裴圪塔等村的经验，本着占地少，功能全，造型美的特点进行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据统计，全县有90%以上的农户不同程度的修建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如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许多过去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都迁到了集镇或市区，住上了高楼大厦，据统计目前农村人均住房为人均80平方米，城市达40平方米。
  行。前三十年，由于贫穷落后，交通闭塞，人们的出行是非常困难和有限的。除了串个亲戚，十里八乡赶个庙会，看台戏之外，一般是不出行的，即使出门，也只能靠步行。那些居住大山里的人祖祖辈辈没进过一趟县城。
  五十年代，晋城至太原没有直达班车，我父亲到太原处理奶奶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逃荒时死于太原郊区），是步行到河南焦作乘火车的。
  六十年代，我在县城上中学时，礼拜天回家要靠步行往返数十里，有的同学甚至上百里。秋冬季节天短常常摸黑，有一次竟遇上了狼。
  六十年代末，县、公社之间才有了简易的公路。自行车才稍有发展，但由于贫困和物资供应紧张，还未得到普及。
  此时，晋城城建处（公交公司前身）成立，并有了发往火车站、巴公等地的公交车。县运也有了发往太阳等公社的班车。但由于车次太少，满足不了需要。
  直至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农民出门需请假，再加一工两角钱的收入，人们出行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后，晋城的交通运输有了极大的改观，尤其是市管县体制改革以后，发展快速。市区道路和乡村公路同步发展。实现了公路网络化、交通快捷化。从市区各个角落始发，保证10分钟上各高速路，保证一个小时到达市辖各县、市。35路共520余辆公交车覆盖市区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村镇。乡、村公交也开始营运。每半个小时省运晋城汽车站就有一趟发往太原、郑州及周边地级城市的班车（双向对开，不含市运及其他社会车辆）。九十年代初就有了发往北京直达的班车和火车。高铁和机场也在紧张的施工中。
  由于时代的飞速发展，电动车、摩托车、小轿车已成为人们出行代步的普通交通工具。
  交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收入的不断增长，促使了人们休闲、娱乐及旅游的广泛兴趣，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世界各地的异彩风光。
  展望未来，新的航程巨轮滚滚，勇往直前。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受更加美好、更加甜蜜的事业与幸福！